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：
一种是奥威尔式的——文化成为一个监狱；
一种是赫胥黎式的——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。
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，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，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。
在赫胥黎的预言中，「老大哥」并没有诚心监视着我们，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、大门或「真理部」。
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，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，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，总而言之，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，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，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，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。
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？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？
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，我们该向谁抱怨，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？
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，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？
技术并非中性的，它必然带来社会变迁，并非是文化的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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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涉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是不现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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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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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「什么是信息」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」，认识到媒介的危险性
- 提出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。
——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，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，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，或电脑，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。
如何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？
希望渺茫的方法
——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——我们的学校。
帮助年轻人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赫胥黎和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一样相信，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，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。
最后，他试图在《美丽新世界》中告诉我们：
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，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。